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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在坊間所買的金庸小說秘笈，都是經過金庸祖師爺所修訂的，內容和情節都與原先在報章上連載的都有所不同。
雖然新版在文筆，結構等各方面都比舊版的好（可能有部份金庸迷是不認同），但舊版的可讀性仍然是十分之高，
特別是一些已刪除的劇情（如《射鵰英雄傳》的蛤蛙大戰、《倚天屠龍記》的結局）和人物
（如楊過的生母秦南琴、張無忌幼時的寵物玉面火猴）都仍為老一輩金庸門徒所津津樂道。
本網站的主要目的，是保留舊版的金庸小說，讓更多人（特別是年青的一輩），可以以一個既方便又平宜的方式，一睹舊版的金庸秘笈。

【(六)觀點（point of view）】

觀點：有些東西能為我所見，有些東西則不能。在事件中，沒有一個人能說出全貌，卻都提供了別人所缺少的部分。作者的任務是找出最適合於他要述說之故事的觀點。

1.全知全能的敘事觀點：敘事者對每一件事都能瞭然，他能隨意進入任何人物的內心深處，並直接告訴讀者，某一小說人物正在想些什麼。通常是以第三人稱法敘事，其優點是具有高度彈性，缺點是在訓練不足的作家手中，可能會使作品傾向於鬆散而凌亂。

【(三)主題】

主題：是故事的意義；是作者對題材的某種評論，不論明示或暗示；是作者在寫作過程中，與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所發現的總意義；也是人類欲使經驗意義化的一種小說形式的反映。

價值觀：「價值」不用時間來計算，而是用「強度」來度量。好小說必須包含價值生活小說事實上是我們使經驗意義化的方式之一。經驗本身是沒有形式的，作者在小說中為經驗賦予形式，也為自己釐清了經驗的意義。塑造故事這種行為的本身，常意味著價值的判斷。

【語言風格與意象運用】

語言風格：作家使用語言以向讀者顯現其知覺經驗，及組織知覺的方式。

語言的外延與內涵：許多不同的字可能在本質上有同樣的內涵，但在外延的意義上卻不一樣。如：線民─履行公民責任的正直者；工作─混口飯吃；婚姻─長期飯票。作家善用語言外延的暗示力量，往往可形成特定的作品風格。

【小說的文學義涵】

※小說雖為「虛構（情節）」，但在虛構中寫出種種最「真實（主題）」。

※小說＝主題＋題材＋情節＋人物。

以「詞尾」這項詞構而論，
以前總認為「地」字是副詞詞尾，「的」字則是形容詞詞尾，
大概是從去年開始，意識到「動態副詞」與「靜態副詞」的差別存在，
於是進一步修飾「的」與「地」字的使用習慣，
將「地」字置於動態副詞的詞尾，將「的」字置於靜態副詞的詞尾，

觀看大家的網誌至今
我發現大家對於某些字的用法其實並不是很瞭解
雖說不瞭解，卻也未曾看見大家去更正此問題
身為華人，怎能對此視而不見？
於是，我為大家找來了兩篇文章

人們常把那些說話做事盡出洋相的人或是待人做事不大清醒的人稱為「二百五」

你知道這個口語的來由嗎？

相傳在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期，有一位很了不起的人名叫蘇秦

有 客 問 ： 「 形 容 人 口 吃 ， 有 成 語 『 期 期 艾 艾 』 ， 究 竟 此 語 何 來 ？ 」

「 期 期 艾 艾 」 其 實 是 兩 詞 的 組 合 ， 即 「 期 期 」 與 「 艾 艾 」 。

「 期 期 」 ， 漢 高 祖 想 改 立 太 子 ， 大 臣 周 昌 極 力 勸 阻 ： 「 臣 口 不 能 言 ， 然 臣 期 期 知 其 不 可 ， 陛 下 卻 廢 太 子 ， 臣 期 期 不 奉 詔 。 」 文 中 之 「 期 期 」 ， 據 說 應 為 「 極 」 字 ， 因 口 吃 而 說 成 「 期 期 」 。

．祝凱旋．
　　1942年至1943年，日本軍政府動員台灣原住民青年，組織「高砂義勇隊」投入太平洋戰線。前後八回，總計有四千多開赴南洋作戰，都半魂斷異域，成為家屬心中永遠的痛。由於台灣總督府皇民化教育，在部落廣設「蕃童教育所」，大量印行《改姓名讀本》、《台灣之軍伕》、《台灣志願兵讀本》、《太平洋戰爭勃發》等激勵本島青年邁向從軍之路，提倡經由「皇民練成」思想，對日本及天皇絕對效忠，如作為「天皇赤子」、「歡欣以效死」等魔咒。總督府情報部門針對知青舉辦各種講演會、座談會，並控制報章雜誌出版品、大力鼓吹從軍的皇民化文學如周金波的《志願兵》、王昶雄的《奔流》總督府皇民奉公會在西川滿主導下，第一批台灣陸軍特別志願兵於昭和17年（1942）徵召一千名，在台北六張犁受訓，據宜蘭羅東志願兵簡傳枝（竹內傳枝）說：報名總數約42萬人、才錄取千人，正取五百、備取五百人，很難考，不久，便送往南洋戰場。對一般民眾的宣傳上，則偏重電影、戲劇、幻燈劇的放映和演出，如戰時體制下拍攝電影「沙鴛之鐘」故事發生於昭和13年（1938）台灣日日新報第七版刊：宜蘭大南澳溪，蕃婦不幸落水溺斃....後由作家吳漫沙以小說體撰述「沙鴦之鐘」昭和16年台灣總督長谷川清頒贈一座鐘，正面刻有愛國之女沙鴦，並於武塔部落南澳溪畔豎紀念碑碣。竄改史實後被改編為愛國電影，由影歌雙棲女主角李香蘭演唱，名作曲家古賀政男編曲，電影未開拍前，「沙鴦之鐘」即傳唱大巷小巷，歌聲哀傷感人，催人熱淚。畫家鹽月桃浦更以《沙鴦之鐘》參加1942年7月東京「聖戰美術展」。1943年民間的松竹及滿洲映畫合作，假霧社附近的櫻之社（今春陽村）展開拍錄之工作(圖1)；此地13年前發生驚駭世人的「霧社事件」，到底是一樁歷史的巧合？抑是「親日派」泰雅人春陽部落配合大東亞戰爭所拍攝的戰時電影，較符合總督府期待？
　　筆者已故老友何居明，台語片第一位老導演，曾擔任台中州映像放送會雇員，負責「沙鴦之鐘」影片宣傳，背著沉重放映機攀爬山路，巡迴部落放映宣導，果然在部落引起很大的迴響，紛紛到派出所登記從軍，由於人數太多，部分山青情急之下以鮮血烙印，藉以「輸誠」為天皇效死決心，爭取從軍機會。曾任兩屆仁愛鄉長的高聰義，布農族。自承：在遠赴南洋前夕，經由部隊刻意安排，他在台北中山堂觀賞《沙鴦之鐘》當時的確被電影中濃厚的爭戰氣氛，感動得淚流滿面，後來到戰場，始知原住民弟兄充炮灰，死傷不計其數。這位已故的老鄉長係台北帝大農業部畢業，原任魚池紅茶試驗所技師，於昭和18年7月參加第七回高砂義勇隊，編屬佐世保海軍特別陸戰隊，於同年12月前往新幾內亞。據老鄉長表示：日本徵調部落參加高砂義勇隊，名義上說是志願，其實是按部落分配名額，由各警勤區官警負責動員。前後共八回，第一回派馬尼拉，第二回至第七回大部分到新幾內亞，少數被派到拉哇魯，第八回則留在島內。
　　昭和18年（1943）總督長古川清於屏東大武，巡視第一回返鄉之高砂軍，特予表揚犒賞，征員引為無上光榮。部分解甲返家之義勇隊員，背著赫赫武勳接受部落歡呼，並在其家門懸掛，寬約一尺半，長約十二尺的幡旗，插在茅屋前，好讓人知道何時要出征，何時返鄉；出征時幡旗寫著「大東亞戰爭參加紀念」親友看到旗幟飛揚，就會圍觀祝福，並設宴餞別。火車一進站，就開始唱軍歌，搖旗吶喊，直到火車遠離，大家亢奮漸消，開始想起古詩「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的悲情，喔！大家心裡有數，一趟遙遠的征途，活命的機會是頗渺茫的。

最大的原因在這裡:
日本在最近送審中的新歷史教科書中，說出中日兩國歷次戰爭的原因，都是中國惹出來的。

第一項--甲午戰爭爆發原因：日本新教科書說“清朝不想失掉最後的朝貢國北韓，開始將日本作為敵人。日本進行了日清和日俄兩場戰爭，就是起源於此

王莽篡漢，建立新朝，是中國歷史上一件不尋常的事情。王莽之所以能篡奪漢室江山，足以證明他擁有過人之處。不過，王莽並未能有效地管理一個偌大的國家，新朝只建立了短短十多年便告了吹。 王莽篡漢這種行為經常被認為是激起各方不滿的原因，但是細加研究，便會發現這與事實不符。他能夠篡漢是因為他得到西漢官僚體系的支持，正如周桂鈿所說：「當他(王莽)在攝政，即真的過程中，只有極個別的劉氏宗親出來反對，而絕大多數人，包括漢室各級官員如大多數劉氏宗親還是支持、擁護的。」 因此，王莽的失敗與其篡奪行為並無多大的關係。 那麼，他又何以會失敗呢？這是與他面臨的政治環境與其新政的措施有關。 王莽雖然能順利登上王位，但他所面對的是一個極惡劣的政治環境。貪污以及官僚分化是等待王莽解決的問題，但王莽卻未能有效地除去這些問題，反之令到其統治出現危險，導致其失敗。 王莽朝內的官員包括了朝廷中的儒士、文吏、外戚、劉漢舊族等多個集團，他們出現了分化的局面。葛承雍在《王莽新傳》裏說：「這裏面有真誠儒士的擔心、猶豫，也有士大夫的嫉妒、恐懼、猜忌，還有奸猾小人的反感、阻攔和專湊熱鬧的挑撥離間，尤其是爬到參政決策高位後的 "儒士" 們開始傾覆同伴，將心思用到了內部互耗的爭鬥上，名利地位的惰性磨掉了革新變法的銳氣。」 這點明了在王莽朝廷內並不是一片和諧的氣氛，加上王莽在接受了孫建的建議，將為官的劉氏宗親罷免，這把很大部份擁護新朝的劉漢後代，推向了其對立面。因此，王莽欲求改革時弊，首先面對的便是這些集團的阻力，不但其新政失敗，而且其統治也面臨考驗。 此外，朝廷貪污腐化問題亦十分嚴重。王莽即位後，西漢的問題便放到他的頭上，貪污問題便是其中之一。在葛承雍的《王莽新傳》中曾提及有「西漢以來 "官吏猥濫，不思澄汰"」的局面，加上王莽登位後，依古設爵，因人授官，這便激化了朝中腐敗貪賄之風。從元始五年選調士人到元風元年更改地方官制的十年間，王莽濫封官爵不但沒有得到收受者的支持，反過來加速了大批官員的腐敗。隨著王莽提出「王田制」、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的執行、變化，如葛承雍所說 "撈一把" 的現象已經遮蓋了整個官僚體系，成為一種政治文化，連入仕的知識分子也恣肆貪賄，在這種環境下，王莽苦盡心力地創造的改革計劃將會被各官僚用作終飽私囊的工具。面對這個惡劣環境，王莽曾於天風三年下達了新的俸祿制度以提高官吏俸給數目，但他仍不能力挽狂瀾，貪污風氣更盛，令到王莽的政權不穩。 雖然王莽的政府存在很多問題，但他仍是堅持進行改革，藉以改善社會問題。王莽即位後，一面根據經籍，一面迎合儒家思想，積極從事改制，一切施政力求革新，以符合新朝、新氣象。不過，這套復古改革計劃卻給其皇朝帶來極大的破壞，深化了西漢末年間的社會問題。趙翼在《廿二史劄記》裏曾說：「更始、赤眉、光武因得以劉氏召天下。人但知莽之敗於人心思漢，不知人心之所以思漢，實莽之激而成之也。」 可見，王莽所以失敗乃是其激化而成。 有些前人例如桓譚、王光、班固以及趙翼等認為王莽之敗敗於其復古改革計劃，這是可信的，而這套理想化的計劃又與他個人的意識型態有著很大的關係。自西漢武帝採「罷絕百家，獨專儒術」以來，儒家思想的地位日益重要。王莽以儒家知識份子登上皇位，使儒家思想攀上歷史頂峰，再加上在篡漢的過程中，他得到儒家群體的支持，這造成王莽對儒家思想有著一份很強烈的感情。此外，他原來是經師，兼習今、古文，授《禮經》於陳參 ，從陳欽受《左傳》 ，從徐宣受《易》 ，可見他對儒家經典是頗為熟悉的，導致王莽立心進行復古改革，但亦令他天真地以儒家舊制應用於今世，產生很大的衝擊。 不過，復古改革就是等於失敗嗎？其實內裏並不簡單。實在是復古改革的過程中，對一些既得利益者帶來損害，王莽的朝廷遭到他們的杯葛，因此，王莽在一個孤立的政治環境下，失敗乃是必然的。從始建國元年四月至二年十二月，僅僅是一年多的時間，王莽頒行了王田制、私屬制、五均六管和兩次幣制的改革，而這些改革又推行過急，結果令到各方人仕感到不滿，使官民心理承受不了，特別是世家地主、士族大姓、高資大賈和顯赫的外戚貴族，有著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尾大之勢影響著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之間力量的消長，而且，據統計，西漢末年縣邑有一千三百一十四個，郡國則有三百七十一個，許多封域 "制同京師，皆如朝廷"，雖然地位低於漢郡，但它實力雄厚，形成宗法性、等級性、地域性相結合的少數家族龔斷的政權，處於與中央獨立的狀態。 因此，在這個環境下，王莽可說是陷於孤立的狀態，雖有大志，也難發展。 王莽的新政，還是存在著很多缺點的。在經濟政策方面，王莽亦犯了很多的錯誤，他的「王田制」就是其中之一。王莽在土地兼併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採取了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稱為王田制。自秦商鞅廢除井田制，開阡陌，土地兼併開始，社會上的貧富不均的現象日益嚴重。至漢武帝時，董仲舒曾上書建議限田；到哀帝時，大臣師丹、孔光、何武等也曾建議以三十頃為私有田地的最大限度，但因遭受貴戚及倖臣們的反對。他們的主張，本來是因井田制不易實行退而求其次的辦法，但王莽卻一意要恢復井田制度，藉以上古時代理想制度來改變當下的問題。 王莽的土地政策與其崇古的精神亦有莫大的關係。從其於建始國元年下詔改田制足以見之。現引述如下： 「古者，沒盧井八家， 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罷民力以極其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拼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汝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婦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子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為『私屬』，皆不得買賣。」 王莽把「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的井田制當作解救時弊的唯一良方。至於「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則源於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原則，而其分配土地的方法，「分餘田，授新田」也符合孟子關於土地問題的思想，可見王莽改革田制之動機，是以復古作大前提，但沒有深入地分析其可行性。 王田制乃為「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有了對王田制的背景與其內容的了解後，便會發現在這套改革的背後有著很大的阻力與反對的聲音。王莽要面對的敵人便是各方的大地主。如張壽仁所說：「一個豪強可能同時兼具三種身份。權貴階級可利用權勢經商營利，而成為富賈；既成富賈，則購置田地，而成為地主」 因而可知，王莽的土地政策必定面臨官僚、地主的大力反對，以致行政上及財政上都造成不便，對其統治構成不良的影響。而且，他規定田地不可買賣，令到農民遇到災禍時無法轉買田地周轉，令社會產生很多不便。新朝中郎區博對王莽的勸諫可總括王莽土地政策的失敗，他說：「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盧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壓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跡，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這一語道破了王莽這套不切實際的土地改革計劃的問題。這種理想化的公式生硬地套入當日的社會環境，必定導致社會問題更形嚴重，人民未見其利反受其害，最後，王莽被迫在始建國四年放棄王田制的法令。此外，奴婢私屬制亦令地方豪強感到不滿。買賣奴婢在西漢時已經很普遍。西漢的奴婢是一宗重要的商品，具有交換價值，而且，他們的生產能力又十分高，這些令豪強地主能夠累積財富。不過，王莽面對奴婢的牛馬其生，與主人的專斷其命，深值同情與不平，乃令奴婢為「私屬」，不得買賣，亦不得專殺，又寓禁於徵，下令有奴婢的人，一律一口出錢三千六百，相當於普通人的三十倍。可想而知，這項政策必定令豪強地主或是擁有大量奴婢的富賈感到不滿，嚴重打擊其經濟活動，因此，他們對王莽群起而攻之，一些豪強地主甚至將 "民田奴婢不得買賣"的法令，列為王莽的重罪，大聲討伐。 豪強地主的奴隸主階級屬性，決定王莽反對奴隸制的鬥爭，缺乏牢固的支持。 接著，其五均六管賒貸政策也帶來問題。所謂五均，為「天子取諸侯之土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窮，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 即是指市場上各地來的貨物由管理市場的官員來規定價格，早晚價格劃一。而六管在王莽詔書中則是 "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葯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 即是包括了鹽、酒、鐵、名山大澤、五均賒貸以及鐵布銅冶六種均由政府專門管理，而賒貸則是規定百姓因祭祀和喪事而缺錢，可以向官府借錢。祭祀惜款限期不超過十天，辦喪事不超過三個月，都得歸還。百姓如果欲經營產業而無本錢的也可借貸款，但年息十分之一。總觀這些措施，都是對百姓有利的，不過，事實上卻相反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王莽任命地方上的投機商人為五均司市，因此出現了 "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奸，多張空薄，府藏不實，百姓愈病"。新朝的官僚體系出現問題，貪污成風，造成官商勾結，百姓受苦。另一方面，由於推行六管制度，須要徵收山湖沼稅，但這只會損害和剝奪了民眾的利益，如大司馬司允費興為荊州牧時曾向王莽說道：「荊、揚之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為盜賊。」此亦反映出這些經濟措施對於當時的百姓幫助不大，有時反過來會損害其利益。雖王莽的新政用意是好的，但其執行上卻是依靠朝中的官僚，成敗得失皆取決於他們合作與否，並不是王莽一人能成其事。 幣制改革亦面臨很多問題。王莽藉改革幣制以表現其新王朝建立後的各種新措拖、新政策，這與王莽更改官名、地名的性質沒有多大分別。王莽的目的是想把全國的政治、經濟的所有內容，都盡可能地賦予新王朝的意義，使王莽能心滿意足地當上皇位。 按周桂鈿的《王莽評傳─復古改革家》一書中的記述，王莽從攝政到篡權的十八年間，他進行了多次的貨幣改革。在他攝政時期，除了五銖錢外，新增了大錢五十和契刀、錯刀。接著在他篡權而立時，由於以「劉」字上面有卯，下面有金，旁又有刀，故罷錯刀、契刀與五銖錢 ，改用「寶貨」二十八品，包括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其後，他又取消二十八品的復雜貨幣。最後，他取消大錢，改為貨布、貨泉，又恢復「寶貨」。而且，在改革幣制的技術上亦犯上錯誤。如以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為例，小錢重一錢值一，大錢重十二錢值五十，錢重與面額相差懸殊，盜鑄者熔十二枚小錢，即可鑄一大錢，故防不勝防；又例如貨布與貨泉的重量、面額不成比例，盜鑄者紛紛將五枚貨泉鎔鑄成一枚貨布。 這些事情均反映出王莽並不是理財家，其幣制改革錯漏百出，而且其政策又朝令夕改，令人無所適從，這必定導致其失敗。 王莽的幣制改革，不但未能給其皇朝帶來新氣象，反而令社會濔漫著不安的情緒。王莽規定私鑄錢者死，抵制新貨幣的刑獄。按《漢書‧食貨志》所說：「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每一次的貨幣改革使很多中產以上的富農大賈因此而破產，而百姓一大批地入獄。按《漢書‧王莽傳》記載：「敢盜鑄錢及遍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沒入為官奴婢」，又「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入鍾官，以十萬數。」由於破產者愈多，因此私鑄錢的人便愈多，涉及的層面便愈廣，導致大量的人被牽入獄。可見，這些舉動令到農商均失業，食貨俱廢，而且，混亂的幣制必定會造成金融上巨大的紊亂，令社會經濟受阻，使人民得不到一個平隱的生活，激化人民不安的情緒。 王莽外交政策的失敗，也與他的復古改革有很大的關係。王莽登極以後，極希望對外有所表現，能把外交帶到一個新的境地，以便滿足自己的精神的需要，即是他的虛榮心， 藉以章顯其皇權。王莽因仿效周代的封建制，分「天下」為九州萬國，並廢除所有王封，凡從前受漢封為王的四夷君長，一律降為侯，並改璽為章。如張壽仁在《篡國新政─王莽》一書中所引述： "始建國元年(九年)，莽使五威將軍奉符命，齎金帛，重遺單于，外及蠻夷，皆即授新寶印綬，因收漢故印綬。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麗、夫餘。南出者踰躈外，歷益州，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至四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匈奴單于璽」曰「新匈奴單于章」。匈奴以漢制諸王以下乃有印，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故不悅。 " 王莽這些舉動破壞了西漢時與外族間所保持的溫和的關係。他理想地以修改名字的方法將各方外族納為諸侯，變相地成為新朝的臣子，這令外族領袖不能接受，尤其是匈奴，楊雄曾云匈奴乃「真中國之堅敵」，而王莽卻將「匈奴單于」改名為「降奴服于」，這對五帝三王都無法征服的民族無疑是一種侮辱性的名稱。因此，在始建國二年匈奴作叛，王莽於是派兵數十萬予以討伐，連兵數年。人民苦於徵發，相聚為盜，盜患以新帝國的北邊最為嚴重。四年，王莽徵發高句驪兵以伐匈奴，高句驪叛，屢患東北邊。同年西南夷的句町，也因貶號而叛，王莽屢次派兵討伐，戰事一直拖延了十來年，弄得西南為之虛耗，卻始終不能獲勝。可見，王莽這種不切實際的政策帶來不良的後果，只會令其王朝更形不穩。 總觀王莽的新朝，均面臨著很多的問題。朝廷內部官僚系統出現分裂，削弱其行政效率，貪污成風，使政策倒行逆施，加重人民的負擔。然而王莽本身亦須負上一定責任，他盲目地崇古慕古，將上古時代的周制定為政治方針，忽略了客觀環境的需要。桓譚評語為：「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效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這裏點明了王莽這套復古改革本身存在了很多問題，而這些政策直接地侵害了朝中顯貴，在這雙重壓力下，王莽必然是失敗的。資料來源 :http://hk.geocities.com/chatchinese2002/longessay.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