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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篡漢，建立新朝，是中國歷史上一件不尋常的事情。王莽之所以能篡奪漢室江山，足以證明他擁有過人之處。不過，王莽並未能有效地管理一個偌大的國家，新朝只建立了短短十多年便告了吹。 王莽篡漢這種行為經常被認為是激起各方不滿的原因，但是細加研究，便會發現這與事實不符。他能夠篡漢是因為他得到西漢官僚體系的支持，正如周桂鈿所說：「當他(王莽)在攝政，即真的過程中，只有極個別的劉氏宗親出來反對，而絕大多數人，包括漢室各級官員如大多數劉氏宗親還是支持、擁護的。」 因此，王莽的失敗與其篡奪行為並無多大的關係。 那麼，他又何以會失敗呢？這是與他面臨的政治環境與其新政的措施有關。 王莽雖然能順利登上王位，但他所面對的是一個極惡劣的政治環境。貪污以及官僚分化是等待王莽解決的問題，但王莽卻未能有效地除去這些問題，反之令到其統治出現危險，導致其失敗。 王莽朝內的官員包括了朝廷中的儒士、文吏、外戚、劉漢舊族等多個集團，他們出現了分化的局面。葛承雍在《王莽新傳》裏說：「這裏面有真誠儒士的擔心、猶豫，也有士大夫的嫉妒、恐懼、猜忌，還有奸猾小人的反感、阻攔和專湊熱鬧的挑撥離間，尤其是爬到參政決策高位後的 "儒士" 們開始傾覆同伴，將心思用到了內部互耗的爭鬥上，名利地位的惰性磨掉了革新變法的銳氣。」 這點明了在王莽朝廷內並不是一片和諧的氣氛，加上王莽在接受了孫建的建議，將為官的劉氏宗親罷免，這把很大部份擁護新朝的劉漢後代，推向了其對立面。因此，王莽欲求改革時弊，首先面對的便是這些集團的阻力，不但其新政失敗，而且其統治也面臨考驗。 此外，朝廷貪污腐化問題亦十分嚴重。王莽即位後，西漢的問題便放到他的頭上，貪污問題便是其中之一。在葛承雍的《王莽新傳》中曾提及有「西漢以來 "官吏猥濫，不思澄汰"」的局面，加上王莽登位後，依古設爵，因人授官，這便激化了朝中腐敗貪賄之風。從元始五年選調士人到元風元年更改地方官制的十年間，王莽濫封官爵不但沒有得到收受者的支持，反過來加速了大批官員的腐敗。隨著王莽提出「王田制」、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的執行、變化，如葛承雍所說 "撈一把" 的現象已經遮蓋了整個官僚體系，成為一種政治文化，連入仕的知識分子也恣肆貪賄，在這種環境下，王莽苦盡心力地創造的改革計劃將會被各官僚用作終飽私囊的工具。面對這個惡劣環境，王莽曾於天風三年下達了新的俸祿制度以提高官吏俸給數目，但他仍不能力挽狂瀾，貪污風氣更盛，令到王莽的政權不穩。 雖然王莽的政府存在很多問題，但他仍是堅持進行改革，藉以改善社會問題。王莽即位後，一面根據經籍，一面迎合儒家思想，積極從事改制，一切施政力求革新，以符合新朝、新氣象。不過，這套復古改革計劃卻給其皇朝帶來極大的破壞，深化了西漢末年間的社會問題。趙翼在《廿二史劄記》裏曾說：「更始、赤眉、光武因得以劉氏召天下。人但知莽之敗於人心思漢，不知人心之所以思漢，實莽之激而成之也。」 可見，王莽所以失敗乃是其激化而成。 有些前人例如桓譚、王光、班固以及趙翼等認為王莽之敗敗於其復古改革計劃，這是可信的，而這套理想化的計劃又與他個人的意識型態有著很大的關係。自西漢武帝採「罷絕百家，獨專儒術」以來，儒家思想的地位日益重要。王莽以儒家知識份子登上皇位，使儒家思想攀上歷史頂峰，再加上在篡漢的過程中，他得到儒家群體的支持，這造成王莽對儒家思想有著一份很強烈的感情。此外，他原來是經師，兼習今、古文，授《禮經》於陳參 ，從陳欽受《左傳》 ，從徐宣受《易》 ，可見他對儒家經典是頗為熟悉的，導致王莽立心進行復古改革，但亦令他天真地以儒家舊制應用於今世，產生很大的衝擊。 不過，復古改革就是等於失敗嗎？其實內裏並不簡單。實在是復古改革的過程中，對一些既得利益者帶來損害，王莽的朝廷遭到他們的杯葛，因此，王莽在一個孤立的政治環境下，失敗乃是必然的。從始建國元年四月至二年十二月，僅僅是一年多的時間，王莽頒行了王田制、私屬制、五均六管和兩次幣制的改革，而這些改革又推行過急，結果令到各方人仕感到不滿，使官民心理承受不了，特別是世家地主、士族大姓、高資大賈和顯赫的外戚貴族，有著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尾大之勢影響著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之間力量的消長，而且，據統計，西漢末年縣邑有一千三百一十四個，郡國則有三百七十一個，許多封域 "制同京師，皆如朝廷"，雖然地位低於漢郡，但它實力雄厚，形成宗法性、等級性、地域性相結合的少數家族龔斷的政權，處於與中央獨立的狀態。 因此，在這個環境下，王莽可說是陷於孤立的狀態，雖有大志，也難發展。 王莽的新政，還是存在著很多缺點的。在經濟政策方面，王莽亦犯了很多的錯誤，他的「王田制」就是其中之一。王莽在土地兼併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採取了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稱為王田制。自秦商鞅廢除井田制，開阡陌，土地兼併開始，社會上的貧富不均的現象日益嚴重。至漢武帝時，董仲舒曾上書建議限田；到哀帝時，大臣師丹、孔光、何武等也曾建議以三十頃為私有田地的最大限度，但因遭受貴戚及倖臣們的反對。他們的主張，本來是因井田制不易實行退而求其次的辦法，但王莽卻一意要恢復井田制度，藉以上古時代理想制度來改變當下的問題。 王莽的土地政策與其崇古的精神亦有莫大的關係。從其於建始國元年下詔改田制足以見之。現引述如下： 「古者，沒盧井八家， 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罷民力以極其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拼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汝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婦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子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為『私屬』，皆不得買賣。」 王莽把「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的井田制當作解救時弊的唯一良方。至於「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則源於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原則，而其分配土地的方法，「分餘田，授新田」也符合孟子關於土地問題的思想，可見王莽改革田制之動機，是以復古作大前提，但沒有深入地分析其可行性。 王田制乃為「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有了對王田制的背景與其內容的了解後，便會發現在這套改革的背後有著很大的阻力與反對的聲音。王莽要面對的敵人便是各方的大地主。如張壽仁所說：「一個豪強可能同時兼具三種身份。權貴階級可利用權勢經商營利，而成為富賈；既成富賈，則購置田地，而成為地主」 因而可知，王莽的土地政策必定面臨官僚、地主的大力反對，以致行政上及財政上都造成不便，對其統治構成不良的影響。而且，他規定田地不可買賣，令到農民遇到災禍時無法轉買田地周轉，令社會產生很多不便。新朝中郎區博對王莽的勸諫可總括王莽土地政策的失敗，他說：「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盧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壓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跡，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這一語道破了王莽這套不切實際的土地改革計劃的問題。這種理想化的公式生硬地套入當日的社會環境，必定導致社會問題更形嚴重，人民未見其利反受其害，最後，王莽被迫在始建國四年放棄王田制的法令。此外，奴婢私屬制亦令地方豪強感到不滿。買賣奴婢在西漢時已經很普遍。西漢的奴婢是一宗重要的商品，具有交換價值，而且，他們的生產能力又十分高，這些令豪強地主能夠累積財富。不過，王莽面對奴婢的牛馬其生，與主人的專斷其命，深值同情與不平，乃令奴婢為「私屬」，不得買賣，亦不得專殺，又寓禁於徵，下令有奴婢的人，一律一口出錢三千六百，相當於普通人的三十倍。可想而知，這項政策必定令豪強地主或是擁有大量奴婢的富賈感到不滿，嚴重打擊其經濟活動，因此，他們對王莽群起而攻之，一些豪強地主甚至將 "民田奴婢不得買賣"的法令，列為王莽的重罪，大聲討伐。 豪強地主的奴隸主階級屬性，決定王莽反對奴隸制的鬥爭，缺乏牢固的支持。 接著，其五均六管賒貸政策也帶來問題。所謂五均，為「天子取諸侯之土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窮，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 即是指市場上各地來的貨物由管理市場的官員來規定價格，早晚價格劃一。而六管在王莽詔書中則是 "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葯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 即是包括了鹽、酒、鐵、名山大澤、五均賒貸以及鐵布銅冶六種均由政府專門管理，而賒貸則是規定百姓因祭祀和喪事而缺錢，可以向官府借錢。祭祀惜款限期不超過十天，辦喪事不超過三個月，都得歸還。百姓如果欲經營產業而無本錢的也可借貸款，但年息十分之一。總觀這些措施，都是對百姓有利的，不過，事實上卻相反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王莽任命地方上的投機商人為五均司市，因此出現了 "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奸，多張空薄，府藏不實，百姓愈病"。新朝的官僚體系出現問題，貪污成風，造成官商勾結，百姓受苦。另一方面，由於推行六管制度，須要徵收山湖沼稅，但這只會損害和剝奪了民眾的利益，如大司馬司允費興為荊州牧時曾向王莽說道：「荊、揚之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為盜賊。」此亦反映出這些經濟措施對於當時的百姓幫助不大，有時反過來會損害其利益。雖王莽的新政用意是好的，但其執行上卻是依靠朝中的官僚，成敗得失皆取決於他們合作與否，並不是王莽一人能成其事。 幣制改革亦面臨很多問題。王莽藉改革幣制以表現其新王朝建立後的各種新措拖、新政策，這與王莽更改官名、地名的性質沒有多大分別。王莽的目的是想把全國的政治、經濟的所有內容，都盡可能地賦予新王朝的意義，使王莽能心滿意足地當上皇位。 按周桂鈿的《王莽評傳─復古改革家》一書中的記述，王莽從攝政到篡權的十八年間，他進行了多次的貨幣改革。在他攝政時期，除了五銖錢外，新增了大錢五十和契刀、錯刀。接著在他篡權而立時，由於以「劉」字上面有卯，下面有金，旁又有刀，故罷錯刀、契刀與五銖錢 ，改用「寶貨」二十八品，包括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其後，他又取消二十八品的復雜貨幣。最後，他取消大錢，改為貨布、貨泉，又恢復「寶貨」。而且，在改革幣制的技術上亦犯上錯誤。如以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為例，小錢重一錢值一，大錢重十二錢值五十，錢重與面額相差懸殊，盜鑄者熔十二枚小錢，即可鑄一大錢，故防不勝防；又例如貨布與貨泉的重量、面額不成比例，盜鑄者紛紛將五枚貨泉鎔鑄成一枚貨布。 這些事情均反映出王莽並不是理財家，其幣制改革錯漏百出，而且其政策又朝令夕改，令人無所適從，這必定導致其失敗。 王莽的幣制改革，不但未能給其皇朝帶來新氣象，反而令社會濔漫著不安的情緒。王莽規定私鑄錢者死，抵制新貨幣的刑獄。按《漢書‧食貨志》所說：「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每一次的貨幣改革使很多中產以上的富農大賈因此而破產，而百姓一大批地入獄。按《漢書‧王莽傳》記載：「敢盜鑄錢及遍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沒入為官奴婢」，又「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入鍾官，以十萬數。」由於破產者愈多，因此私鑄錢的人便愈多，涉及的層面便愈廣，導致大量的人被牽入獄。可見，這些舉動令到農商均失業，食貨俱廢，而且，混亂的幣制必定會造成金融上巨大的紊亂，令社會經濟受阻，使人民得不到一個平隱的生活，激化人民不安的情緒。 王莽外交政策的失敗，也與他的復古改革有很大的關係。王莽登極以後，極希望對外有所表現，能把外交帶到一個新的境地，以便滿足自己的精神的需要，即是他的虛榮心， 藉以章顯其皇權。王莽因仿效周代的封建制，分「天下」為九州萬國，並廢除所有王封，凡從前受漢封為王的四夷君長，一律降為侯，並改璽為章。如張壽仁在《篡國新政─王莽》一書中所引述： "始建國元年(九年)，莽使五威將軍奉符命，齎金帛，重遺單于，外及蠻夷，皆即授新寶印綬，因收漢故印綬。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麗、夫餘。南出者踰躈外，歷益州，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至四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匈奴單于璽」曰「新匈奴單于章」。匈奴以漢制諸王以下乃有印，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故不悅。 " 王莽這些舉動破壞了西漢時與外族間所保持的溫和的關係。他理想地以修改名字的方法將各方外族納為諸侯，變相地成為新朝的臣子，這令外族領袖不能接受，尤其是匈奴，楊雄曾云匈奴乃「真中國之堅敵」，而王莽卻將「匈奴單于」改名為「降奴服于」，這對五帝三王都無法征服的民族無疑是一種侮辱性的名稱。因此，在始建國二年匈奴作叛，王莽於是派兵數十萬予以討伐，連兵數年。人民苦於徵發，相聚為盜，盜患以新帝國的北邊最為嚴重。四年，王莽徵發高句驪兵以伐匈奴，高句驪叛，屢患東北邊。同年西南夷的句町，也因貶號而叛，王莽屢次派兵討伐，戰事一直拖延了十來年，弄得西南為之虛耗，卻始終不能獲勝。可見，王莽這種不切實際的政策帶來不良的後果，只會令其王朝更形不穩。 總觀王莽的新朝，均面臨著很多的問題。朝廷內部官僚系統出現分裂，削弱其行政效率，貪污成風，使政策倒行逆施，加重人民的負擔。然而王莽本身亦須負上一定責任，他盲目地崇古慕古，將上古時代的周制定為政治方針，忽略了客觀環境的需要。桓譚評語為：「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效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這裏點明了王莽這套復古改革本身存在了很多問題，而這些政策直接地侵害了朝中顯貴，在這雙重壓力下，王莽必然是失敗的。資料來源 :http://hk.geocities.com/chatchinese2002/longessay.htm